川普,你配拿诺贝尔和平奖吗?

《田纳西新闻》特约作家:史客郎。以为闷头推出的是人生,到头来却还是一个粪球…

2020年9月9日,突然有一则新闻引起了大众的注意,就是挪威的一名议员克里斯蒂安.泰伯林-加德(Christian Tybring-Gjedde)提名美国总统川普做为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以表彰他对于避免世界紧张局势的冲突而做出的努力。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左派媒体和民间反川人士的群体反弹。他们的基本论调是,川普明明就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挑事精,怎么可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呢?但与此同时,一个具有历史性颠覆意义的新闻也横空出现,就是以色列居然要和阿联酋及巴林分别签署关系正常化和解协议从而正式建交,而之所以能够促成此事,川普功不可没!那么,就让我们就此事稍作展开,来分析一下川普是否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呢?

 (1)导言:复杂的中东世界和冷战遗产

中东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涵盖了古老的文明、帝国以及各个民族国家。做为一个有着深厚政治化历史的地区,中东同时受到了巨大的内部和外部影响及干扰。尽管通常将重点放在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上,但该地区还拥有多种种族和宗教,例如从埃及、利比亚和苏丹的基督教科普特人到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的库尔德人。另外,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阿拉伯人与伊朗和土耳其的非阿拉伯人具有鲜明的对比。该地区虽然经常以“中东”一词被整体打包,但其实它是一个充满历史、文化和政治复杂性的空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

自从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死后,中东的分裂局势就已经形成,出现了2.5亿什叶派(占所有穆斯林的10-15%)与其余85-90%的穆斯林(即15亿逊尼派)之间的长期对抗。除了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差别以外,还有以海湾为核心的阿拉伯国家以及其他非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区分。以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立为例,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中东国家之间微妙的关系。1945年,在埃及的倡议下, 7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埃及首都开罗通过了《阿拉伯联盟宪章》,宣布“阿盟”正式成立。该联盟的目的是密切成员国间的合作关系,通过捍卫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以促进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利益。然而,从现实来看,阿盟22个成员国并不是铁板一块,就全体国家的“整体利益”到底如何界定而言,各国常常各执一词,利益冲突和地区争端经常爆发。但另一方面,各成员国也常因“共同的敌人”而紧密合作,尤其是在对以色列这位共同宿敌的态度上,这些中东国家普遍强烈反对以色列在中东大举扩张的态势,一致支持自己的盟友巴勒斯坦的民族独立事业。

除此之外,中东世界的复杂性不仅是内在自发的,还深受世界尤其是美国立场的影响。一方面,大概没有人会否认,这一外部影响深深根植于以色列与美国的独特关系。可以说,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和美国这三者之间的强弱亲疏关系,用一种动态的方式决定了整个中东局势的走向。因此,评论中东局势,不可能离开评论美国的中东外交政策。另一方面,由于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前者对后者核能力的深刻恐惧而导致的一系列激烈应对政策,因此,要评论美国的中东外交政策,也不可能离开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处置态度。

只要有利益的选择,就有对不利于自己的选择所发动的攻击。基于中东世界自身复杂的政治、宗教、军事、文化冲突,美国的中东政策历来饱受诟病,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得利。历任总统候选人在竞争上岗过程中,都希望能够提出一个令选民满意的中东政策。然而,即使存在一个令全体美国人民满意的政策,该政策却也难以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肯定。这是因为,中东的利益不仅仅只是中东的问题,它还有深深的冷战印记。尽管苏联已经在1991年解体,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经沦为昨日黄花,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已经踏烂了地球村居民们对各种特色社会主义那一知半解的兴趣,但这仍然不妨碍这种残留的意识形态斗争仍然牢牢握在某些政客与投机主义者手中。只要冷战或者阵营思维还存在于国际交往之中,只要这种残留还夹杂着利益,我们对中东事务的评价,就不可能完全脱离自身所选取的政治、道德、善恶价值视角,从而令这本来已经难以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的中东局势更加雾里看花。

在此复杂背景下,要为特朗普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作出最贴切和深入的分析,恐怕是一个过于艰巨的任务。笔者仅以拙笔探微,提供以下几点分析,以抛砖引玉,引发思考。

 

2“孤岛英雄”以色列和“不争气的”巴勒斯坦:巴以冲突的历史和今天

我们很难想象,当一个民族被打散到世界各地近2000年后,还能够保持其民族独特性,并在历史时机成熟之际,再度重新聚合,成立一个崭新的强国。然而这一点,了不起的以色列人做到了!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正式宣布诞生。这对于当时穆斯林林立的中东,不可谓不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自此,以色列表现出了夺回家园的强硬做派。实际上,从以色列建国的漫长过程到五次惨烈的中东战争,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围绕着巴勒斯坦,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历史纠葛。

巴以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存在有更大的合法性,并且力图通过暴力来捍卫自己的生存空间。以色列建国后的两年之内,先后从他们抢夺回来的土地上驱逐了大约75万巴勒斯坦人。这些被驱逐的巴勒斯坦难民纷纷逃向邻近的阿拉伯国家以及还未被以色列占领的地区,如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等地。自此,由于以色列复国政策中所采取的如此强迫和激烈的驱逐措施,导致它势必要与中东各国陷入长期混战的恶劣关系之中。二十年后,以色列人更以史称“六日战争”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创造了20世纪军事史上最具有压倒性结局的战争。以军以“先发制人”的战略方式,几天之内就打败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联军,占领了耶路撒冷老城和戈兰高地这两个重要的必争之地。从频繁紧密的战争经验中,以色列不断加强着一种认知,即“有力量,才有和平”。如果软弱,或被认为软弱,和平就会丧失。

面对以色列的强势,前巴勒斯坦第一首脑阿拉法特曾大力对抗,并深受其他阿拉伯联盟国家的同情和支持。然而,自从2004面阿拉法特去世以来,巴勒斯坦的国际影响力由于其自身的贪腐无能而每况愈下。巴勒斯坦领土的居民逐渐失去了其高级权力机构的信任,高级政府官员的腐败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政治领袖名誉扫地的情况司空见惯。西岸多数居民逐渐失去了对抗以色列的决心和兴趣。甚至有一位巴勒斯坦高级教育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要对以色列发动起义,他应该派自己的两个儿子在检查站与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对抗。”逐渐地,除了老一辈的阿拉伯人仍然会对巴勒斯坦问题感到强烈的意识形态焦虑以外,丧失民心的巴拉斯坦独立事业也不再成为阿盟所关心的焦点。以色列政治评论员哈维夫·勒提格·古尔在《以色列时报》评论道,“阿拉伯世界的富裕地区将会设法从巴勒斯坦问题中‘解放’自己,因为它不再会引起身份认同的共鸣了!”《中东观察》上也曾有一篇社论分析道,巴勒斯坦问题已经从一项“泛阿拉伯主义事业”变成了“巴勒斯坦人民自己的悲剧”。该分析说,“巴勒斯坦问题已经失去了对阿拉伯国家的决策影响力,因为富裕的海湾国家已经发展成了国际贸易中心,它不再将西方视为压迫性的敌人,而是投资机遇和社会稳定的来源。”简而言之,如今,除了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土耳其和伊朗还在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它已经失去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席之地。

 

3)川普时代的到来:《亚伯拉罕协议》

2020年8月13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亚伯拉罕协议》。这份和平协议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它是25年来的首次和平协议,也使阿联酋成为了第一个与以色列建交的海湾国家,并继埃及和约旦成为第三个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根据该协议,以色列暂停针对西岸部分地区的吞并计划,与阿联酋开展全面的关系正常化活动,在教育、医疗保健、能源、贸易和安全等各个领域进行合作。两国将交换大使、建立使馆、开通直航,甚至向全球穆斯林朝圣者开放以色列圣地,深化宗教和文化交流。在一份由川普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阿布扎比·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酋长国王储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三位政治领袖表示,他们相信中东国家之间的壁垒突破、和平共处是可能的,并将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随后,另一个阿拉伯国家巴林也宣布和以色列建交。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与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式在9月15日开放正常关系。

可以说,《亚伯拉罕协定》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离不开川普上任以来对以色列所表现出的统一明确的支持态度。他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移至耶路撒冷,用最直接的方式向整个中东地区和全世界宣布,美国是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会对以色列提供最强有力的支持。这一行动瞬间让整个中东清醒地认识到,任何试图以武力对抗以色列的行为都会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击,因此,显然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对抗,才是寻求与以色列在中东共存的有效手段。因为,与以色列对抗,就等于与美国对抗!

其次,阿联酋和以色列成功建交还证明了川普的准确眼光——他敏锐捕捉到了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现状失望的态度。实际上,以阿联酋为代表,许多阿拉伯国家都或明或暗地希望与以色列建交,都认识到合作的利益远远超过了冲突的利益,并都愿意在争取自身利益时做出现实的选择。比如,阿拉伯国家中的埃及、约旦和阿曼都公开欢迎了《亚伯拉罕协议》。沙特阿拉伯虽然保持沉默,但这沉默也是一种默许。据有些媒体分析,这种沉默的态度恰恰是王储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支持该协议的信号,因为王储受到其父、现沙特国王的反对态度,不方便明确表态。这种分析有其合理之处,因为毕竟沙特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如果它态度鲜明地抵制阿联酋和巴林与以色列建交,那么该和平协议的签署概率必定大大降低。

令人期待的是,这一协议的签订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阿拉伯国家彼此相处和协调矛盾的方式。尽管阿联酋和以色列建交并不一定说明阿联酋就此脱离阿拉伯世界整体,但至少证明了阿拉伯世界不必以一个牢不可分的整体呈现自身,用同仇敌忾的方式一致与以色列对抗斗争。这也使阿联酋人及其他阿拉伯人获得了和平的信心,他们更有基础相信,在没有其他20个阿盟国家共同参与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也有能力与以色列、或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进行双边接触和和平交往。事实上,已经有迹象表明,阿曼和摩洛哥等阿盟国家也有意跟进,与以色列建立和平外交关系。

 

4)奥巴马时代的过去:“颇感意外”的得奖人

值得玩味的是,与川普采取完全不同中东政策的前总统奥巴马,竟也在200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时,奥巴马刚刚当选美国总统不久,被广泛认为并未做过什么值得获此殊荣的工作。因此,不少美国舆论都批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决定,甚至连奥巴马本人在得知获奖时候深表意外,以为这里是不是有个乌龙式的误会。更令人感到唏嘘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秘书长吉尔•伦德斯塔德曾经坦言,当时委员会决定颁奖给奥巴马的目的是为了“鼓励鼓励他”,而遗憾的是,这份鼓励并未在后达到预定期望。

笔者认为,奥巴马治下的中东政策无疑是一个败笔。经过八年的布什时代,再加上奥巴马的八年执政,中东局势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全世界,尤其是在利比亚和伊朗之间的地区,包括以色列、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和海湾地区,都陷入危险和混乱的战争泥潭中。究其原因,奥巴马软弱的妥协政策难辞其咎。从他任期临近的开罗演讲开始,到未能用红线禁令来限制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再到拒绝否决联合国安理会的单方面决议,最终将僵局归咎于以色列,奥巴马对以色列的外交态度都在释放这样的信号:美国不再是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和支持者。

有人可能会说,毕竟奥巴马任内还有一个伊朗协议,它毕竟延长了禁止伊朗采购核武器的期限,将时间设置成了十年。但是,这种乐观评论却严重失误地忽视了事情的另外一面,即,该协议反过来意味着一旦到了十年期限,伊朗就将潜在地被允许发展核武器——这一可能性,恰恰是触动以色列最敏感神经的威胁所在。核武器具有超越想象的摧毁力,足以一夜之间毁灭整个犹太民族的人口和存在,作为向来以先发制人、睚眦必报闻名于世的以色列人,何以可能允许伊朗这样的政权拥有如此强大的核能力?因此,可以说,与其说伊朗协议是一个约束,不如说它是一个不定时炸弹,不仅没有减少军事对抗的危险,反而激化了以色列的恐惧心理和防备意志。于是,以色列开始采取更为极端和强硬的手段,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也就在所难免!

更糟糕的是,当奥巴马的政策令中东各国以为以色列失去了它最强有力的后台支持时,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也逐渐受损,从而造成了其他强力国家介入的局面。比如,俄罗斯迅速进入中东,填补权力真空;土耳其也趁机表现,以打击伊斯兰国(ISIS)为借口,欺凌美国的另一个盟友,库尔德族人。实际上,美国在中东的传统盟友都因奥巴马的妥协政策而受到削弱。比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辞职,并将埃及置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控制之下。而美国的传统敌人伊朗、叙利亚和真主党与土耳其的势力,反而统统在其任期之内得到了加强。以叙利亚危机为例,萨达姆被推翻和伊拉克的入侵使该国陷入不可统治状态,从而导致伊朗在不稳定的局势中发挥越来越多的重要作用,而以美关系的衰弱和奥巴马对伊朗的妥协,使得ISIS、基地组织、塔利班四处猖獗。更不要说,黎巴嫩成为真主党的囊中之物,而真主党则是受到伊朗影响的恐怖组织,拥有10万枚针对以色列人口中心的导弹。

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在Doomed To Succeed一书中,清楚论证了美以两国之间彼此坚定支持的重要性,说明了以色列政府只有对美国的支持充满信心时,它才有可能对中东的其他国家做出慷慨的让步。不过,奥巴马并不理解这一关键现实。他不仅从以色列的身前走到了它的身后,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以色列的背后捅刀子!可以说,奥巴马时代的不幸产物,是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取代了专制的世俗暴君。虽然两者都不好,但暴君至少还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他们至少将暴政留在国内,而恐怖分子则将暴政散播到全球。如果美国支持“阿拉伯之春式的民主”的结果,就是让不民主的国际恐怖分子取代了不民主的家庭暴君,那么,这样的中东局势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不忍猝视。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自从川普登上美国总统之位,旗帜鲜明地对力挺以色列以来,中东地区就几乎不再出现奥巴马时期的混乱与战争。而此次以色列与阿联酋及巴林的建立外交关系,则更让未来中东可能出现长久的协作和稳定带来了希望。相信每个了解中东之复杂局面、中东与以色列绵延70多年紧张关系的人,都会欣然承认这份和平协议的划时代意义,并对川普的敏锐眼光和运筹帷幄深表敬意。在此历史事实面前,还能无视川普的政治智慧和他推动中东和平之历史作用的人,恐怕不是眼盲就是偏执了。

 

5需要世界警察吗?

由于历史现实条件所限,中东世界目前还无法从内部自发产生一个稳定持久、自给自足的公共政治权威,从而对自身事务进行民主和公正的裁决,因此,它将不得不依赖一个从外部凌驾于自身的巨大而强力的“利维坦”。“利维坦”原为《旧约》中记载的一种巨大的怪兽,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用它来比喻强势的国家主权者。它代表一个绝对的最高权威,所有人都将自己的自然权利交给这个权威,臣服于这个权威,依靠它来维持国家内部的和平、对外进行防御。没有这个最高权威,社会成员就会因为私欲和暴力陷入无休止的战争状态中,无法持存和自我发展。在一切人和一切人为敌的自然状态中,唯有依赖一个真正强有力的利维坦才能镇压一切暴力,守护基本的合作秩序。这个利维坦也许不是完美的,但却是不可或缺的。从中东自身利益出发来看,如果中东要摆脱美国,那么中东要首先学会自己解决自己的人民内部矛盾,并且不会因为自身的矛盾而将全世界拖下苦海。

当然,必定有些国家出于对这个利维坦不满,从而用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名对它进行论断。然而有些论断注定是廉价的意见——关键在于论断之后要怎么办?论断者自身又有多大的威德力、军事力、控制力去取代现任利维坦?不是世界老大要干涉他国内政,而是他国内政离不开世界老大的干涉——这一事实也许咋看令人惊奇,再思却不过是历史常识。You can, you up!(你行你上啊?)

理想的世界也许不需要美国,但现实的中东却绝对离不开美国。与其说,诺贝尔和平奖是对特朗普推进中东和平的奖励,不如说,它是这个国际社会无奈的叹息。就像奥巴马莫名其妙获得的那次诺比尔和平奖的原因,颁给他是为了鼓励他,而不真正是他已经做了。出于现实的无奈,有时鼓励也是唯一可有的努力。若说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以中东历史来看,和久必战,战久必和。然而,人类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钟摆的宿命,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也许,有一天,当我们不需要给美国总统颁布和平奖时,才是世界和平真正到来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