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米兔”走向“迷途”：解析民主党如何“劫持”Me Too运动

《田纳西新闻》编辑部特别报道
2018年9月26日

导言

美国著名新闻频道CNN在2018年9月26日的“观点”专栏（opinion）中刊登了保守派作家Carrie Sheffield的文章，题为“民主党为政治利益劫持#Me Too运动”（原题为“Democrats have hijacked #MeToo for political gain”）。文章批评民主党在川普的大法官提名人卡瓦纳进行听证的过程中，利用Me Too运动反对性侵保护女性权利的精神，为党派利益而不择手段、打压异己的行为。文章指出这种不但降低了民主党自身的信誉，还危害到了Me Too运动最初追求公证和平等的善意（点击链接阅读原文https://www.cnn.com/2018/09/26/opinions/democrats-have-hijacked-metoo-for-political-gain-sheffield/index.html）。

大法官提名人卡瓦纳遭受性侵指控这一事件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如今随着不断出现的新证人和指控方，事态呈愈演愈烈之势。本报记者认为，Sheffield的批评是很有见地的，她向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民主党人在没有确切的法律判决情况下，将“指控”等同于“定罪”，在公众舆论的平台上将所谓的政敌进行无底线的污名化，这样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

下面就让记者带大家一起回顾和了解一下整个卡瓦纳事件与“Me Too运动”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本报的分析，每一位关心美国政治的中国人或华人能真正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并对事实作出最客观的认识。

1.

“米兔”运动的意义

性侵和性暴力确实会对女性造成极大的身心伤害，而Me Too运动的初衷正是将受害的女性从中拯救出来。尤其是那些由于害怕被自己的上司或者其他社会地位较高、权力更大的男性报复的女性受害者，她们确实需要国家用法律的权威来保护她们作为一个平等的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因此，CNN的特邀作者Carrie Sheffield也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赞扬了Me Too运动的积极意义，表明这场运动承担着“神圣的使命”，因为它将那些有权力的、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施暴者一视同仁地置于法律的权威之下，将他们的邪恶行为暴露在阳光之下。

（图片来源：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17/11/the-mountain-of-evidence-against-roy-moore.html）

正是基于上述保护女性在人格尊严和基本权利上的平等这一原因，Sheffield紧接着举了一个Roy Moore的例子来说明Me Too对美国政治的积极意义，表明了作者自身超越党争的客观立场。Roy Moore和Sheffield一样也是一名保守主义者，他曾经是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在他于2017年竞选国会议员时，有9名女性指控他曾对她们有过性侵行为，并有多名证人站出来指证他热衷与刚满16岁或以上的年轻女孩发展罗曼蒂克关系或建立性关系（“sexual or romantic relationship”）。

在经过庭审和取证之后，不但有大量的证据被找到，表明这些指控是站得住脚的，而且Moore本人对自己的辩护证词也有多处自相矛盾、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他本人甚至亲口承认了自己有喜欢和年轻女孩谈恋爱的口味。由于存在诸多较强的证据，不少共和党内部的资深政客和大佬都纷纷站出来和Moore划清界限，甚至呼吁他退出国会议员的竞选。

2.

卡瓦纳的指控者所提供的证据是远远不够充分的

但是，与Roy Moore的性侵案有所不同的是，针对卡瓦纳的性侵指控远远没有达到如此强大的证据支持。记者特地选取了Sheffield所提出的三个合理论据：

第一，所涉的性侵指控没有任何一个目击证人——除了原告Christine Blasey Ford和Deborah Ramirez本人。而针对任何一个性侵指控，有三样东西是最宝贵的：证据，文件，证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意地控诉他人对自己实施了不恰当的身体侵害。

更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Ford自己作提供的证据中——一份2012年的心理医生报告——也存在前后矛盾的地方。Ford说她被性侵的时候房间里还有其他两个人。但是，心理治疗师所说的却是“还有四个人”。不但数据上有差异，而且实际上一个人也没有作为证人出庭指证。

既然没有任何可信的证人，也没有可以被任何文件和证词支持的证据，那么我们就完全没有恰当的理由采取这样一种断定的姿态——好像是卡瓦纳必定会坐实这个指控，甚至是欢呼#MeToo又一次在揭露社会名人黑历史的政治行动中大获全胜。

如果一个新闻媒体在缺乏明确的证据时，就仅仅根据原告的口头指控来撰写文章、公之于众，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行为有违严肃新闻报道的职业标准。所以，Sheffield对美国著名新闻杂志《纽约客》的批评是非常在理的。她指出，《纽约客》对Ramirez明显地缺乏可信证据的、含糊其辞的指控进行公开报道，这种行为是“不负责任和轻率的”。

第二，Sheffield还提出，FBI所进行的多次背景调查中完全没有发现任何令人怀疑卡瓦纳在处理性关系是否正直和道德的不良记录。相反，卡瓦纳过去的中学同学、前女友等人，都纷纷站出来为他的正直人品作证。不仅如此，事实证明，在卡瓦纳连续担任联邦法官12年的工作中，他一向力争帮助女性职员争取上升空间，推荐她们去最高法院工作。

第三，不得不说可能是我们所有读者都能马上理解的一点是，这些性侵指控的时机实在太令人生疑了，让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对方的动机！Sheffield写道：Ford和Ramirez早不指控，晚不指控，偏偏在这样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和决定性的政治关键时期进行指控！一个更加令人难以相信她们具有单纯动机的原因还在于：按照马里兰州的法律，对性侵罪的指控是不受到时间影响的——无论事件发生在多久以前！如果原告方真的为了讨回一个公道，寻求法律的正义，那么她完全可以向当地法院提出起诉，促使警方进行彻底的调查。但是Ford对此一直不置可否，拒绝回应。

3.

抵制大鸣大放 维护法治尊严

本报记者特地要提醒各位关心美国政治、热衷公民参与的中国读者和华人读者，千万不要被政治斗争和派系争夺蒙蔽了自己批判性思考的视角，而是要保持情形头脑，提高知识储备，培养出一双慧眼，透过“意见”看“事实”。

关于这次的卡瓦纳性侵案，记者认为以下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1）首先，“米兔”运动确实有它进步的一面。在过去，很多女性在职场上虽然也经历到不少性骚扰，但是由于社会的文化和法律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开诚布公的进行讨论和规范，以至于很多女性甚至不能意识到自己被性骚扰了。另一方面，即使当她们感到某些男性所作出的轻拍、抚摸等试探性的身体接触和自作聪明的黄色笑话有令人难堪和不适的时候，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这种情况。中国大陆的著名社会评论家，清华大学教授刘瑜在她评论米兔运动的著名文章《关于#Me Too》中写道：

• 性侵犯的另一个根本动因，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矮化和物化。某些男人未必是利用权力优势去进行性勒索，他“只是“真的觉得“这不叫事”真的觉得女性在社会当中、在他身边的角色，就是托着下巴、眨巴着眼睛、崇拜地仰视他的伟岸形象。因此，女性是那个他可以随时戴上、又随时放下的小饰品、小勋章、小玩具。即然是饰品，她的主要特点应该是年轻、漂亮、乖巧，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当然，她也可以有个性，但最好是“俏皮型”、“小精灵型的”，用来增加他的生活情趣。在这种“赏玩怕勺心态中，对于略微有点资源的直男癌，“动手动脚“简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宠幸“。（引自刘瑜《关于#Me Too》）

针对这种对女性的物化和矮化，以及这些思维方式对女性在职场和生活中受到的性侵害，#MeToo当然是一场具有相当进步性的社会运动。

（2）但是，我们必须还要追问这样一些问题：第一，Me Too运动的进步性和它对女性权利的真正关心，是否也同时是本次美国民主党在卡瓦纳性侵指控案上抓住不放的真正动机？第二，撇开女权主义所关心的问题，撇开动机，民主党和相关的美国主流媒体，在卡瓦纳性侵指控出现到现在的这段时间中，他们的作为，是否塑造了不理性的、偏颇的公共舆论环境？第三，虽然美国宪法赋予了媒体一样的言论自由权利，但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严肃的新闻媒体，是否具有更高的道德责任参与建设一个更公正理性的社论平台，从而使读者能对报道的内容有更高的信任和尊重？

本报记者认为，在此次卡瓦纳事件中，很遗憾的是，读者看到的更多的是来自民主党的恶性党争，来自主流媒体的草率战队，而不是对证据、事实乃至法律的尊重。这也正是清华大学的刘瑜教授所真正担忧的地方：在有真正充分的证据出现之前，在经过完整而严格的法庭程序之前，轻率地作出对一个人的人格和声誉都可能有严重伤害的有罪推定，并将之在社会中广泛地宣传，这种行为和文革中的集体公审是一样危险的。因此，在她的文章中，她特别强调了尊重法法治的重要性，以及随意扣上“莫须有”罪名的危害性：

• 为什么我更偏爱法律的路径？因为法治精神本质上是个体主义的 — 它讲求具体个案具体分析、甚至同一个人的不同罪名也要各自具体分析、程序正义、双方对质与提供证据、刑事问题上的无罪推定精神、量刑适度的比例原则 … … 我喜欢法律精神里所包含的这种小心翼翼。固然，性侵犯对受害者可能带来无尽的伤害和痛苦，但是一个“性骚扰分子”的标签也可能对一个男人造成毁灭性打击——即使他并没有因此坐牢或者丢掉工作，公共领域的身败名裂也是终身阴影。（引自刘瑜《关于#Me Too》）

田纳西华人新闻报、田纳西华人世界为您分析此次卡瓦纳事件与Me Too运动的前后关系，希望我们每个华人都能从中获得有益的信息和思考！本报认为：一个有理性、有公民素质的人，应该不会轻易让情感超越了理性，让立场超越了事实。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的公民缺乏这种理性、客观的思维能力，一个初衷再良好、再善意的政治诉求——无论是女权主义、种族平等、机会公平、社会保障等等——也都早晚也会被盲目的情绪和是非不分的攻击给拖垮和污染，成为人们厌恶和反感的“政治正确”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