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跪，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截止到本文发稿前，今日田州确诊27,575例，与昨天相比增加631例，死亡病例累计总数435例.

昨天（6月8号），在国会大厦游客中心里，包括美国国会议长南希·佩洛西（加州）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尔斯·舒默（纽约州）在内的20余位民主党国会议员，就地下跪八分四十六秒，以向乔治·弗洛伊德致敬。弗洛伊德前不久在一次抓捕行动中被警察“跪杀”，一名警员以锁喉姿势将其控制在地，膝盖跪压在其脖颈上长达八分四十六秒，一直到弗洛依德当场窒息为止。

根据报道，参加下跪行动的立法者们穿着带有象征非洲大陆的独特花纹的“肯特布”（African kente）围巾，在佩洛西议长的带领下，一直保持单膝下跪姿势长达近九分钟。随后，身着细高跟鞋的佩洛西议长在助手的扶持帮助下终于站了起来。她向在场记者说道：“你们现在看到了膝盖在脖子上停留了多长时间。”议员们在这场立法者集体下跪的活动结束之后立即举办了新闻公开会，宣布即将提出立法议案以回应近两周来全国范围内爆发的抗议警察对非裔美国人残酷行动的民众游行。民主党的立法议案中这样写道：“不受制止的偏见以及缺乏问责制的事件仍然存在，它们正在给黑人社区造成严重破坏。”据悉，这项立法旨在禁止警察在联邦一级毒品相关案件中使用掐脖、捏颈等方式，并希望通过向联邦政府和警察施加压力，从而迫使州和地方政府颁布类似的禁令。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跪杀事件一经发生就瞬间在美国各地点燃了民众游行示威的激情，甚至引发了不少令人忧虑的打砸抢暴动。但是，恐怕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与抗议示威并存的是各路美国政客（主要是民主党）纷纷以“下跪”方式对弗洛伊德之死表示沉痛哀悼。五天前，在死者家乡明尼阿波利斯市所举行的悼念活动上，该市市长雅各布·弗雷（Jacob Frey）在弗洛伊德的棺材旁，手捂口罩，单膝跪下，啜泣不止，全身颤抖到无法自制。阿尔·沙普顿牧师也随后在当日的追悼活动中献上了深具号召性的悼词，并呼吁道：“请把你们的膝盖从我们的脖子上拿开/Get yourknees off our necks”。

同样是五天前，几位民主党参议员已经率先首次进行了下跪默哀活动。MichaelBennet（科罗拉多州）、Sherrod Brown（俄亥俄州）、MartinHeinrich（北卡罗来纳州）、Tim Kaine（弗吉尼亚州）和ChrisVan Hollen（马里兰州）这几名民主党议员在他们的民主党小组成员会中，进行了持续8分46秒的下跪默哀活动。

除了政客，在美国各地的示威活动中，也有为数不少的维持治安秩序的警察们积极响应这场全民下跪活动，纷纷单膝跪地，向示威群众下跪。也许，对很多政治评论家来说，这一集体下跪的现象恐怕是2020年美国政治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

也许，许多读者并不了解的是，下跪行动其实并不新鲜，反而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史中深有根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针对南方部分教会施行黑白隔离政策、禁止黑人与白人共同崇拜和祷告的政策，就有一批黑人大学生和黑人基督徒前往白人教会进行下跪（kneel-ins）抗争的活动。该下跪抗争史不仅构成了美国民权运动史中有关非暴力抗议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促成了南方白人教会停止宗教性种族隔离、吸纳平权思想的重要动力之一。1965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就亲自带领了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一群民权工作者以下跪的方式进行祈祷。

远的不说，自2016年8月以来，一些美国运动员也选择在开场前的国歌演奏期间单膝跪地，以此无声、非暴力和静止的姿态来抗议警察暴行和种族主义。2016年9月，NFL球员著名黑人球星Colin Kaepernick在一次比赛前公然单腿跪地，并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强烈关注。特朗普总统对他的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呼吁大家停止这种不适当的行为，然而许多特朗普的反对者不仅大力赞扬Kaepernick的跪地行为，还借此动作开始抗议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的诸多政策。

自从开始“流行”下跪以后，各种不同情绪反应也在民间酝酿。显然，积极参与示威游行的人强烈认为弗洛伊德受到警察种族性区别性对待，下跪哀悼之举当然值得赞赏！连续九分钟的“跪杀重演”不失为一种充满艺术性的极具张力的忏悔形式。这不仅是对于NFL运动员反种族抗议模式的一种延续，更有效激发了大众对警察暴力的深刻反省。但是，也有相当民众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政客们的这种行为纯属跟风。这种哗众取宠的作秀行为，不但缺乏说服力，甚至令人作呕。

很有趣的是，在查询了英文媒体后，笔者发现，陈述各种下跪事件的媒体报道虽已铺天盖地，但主要只有两种报道方式：要么态度中立、述而不评，要么歌功颂德、连连叫好，却不见任何质疑和反对意见。在这里，笔者不禁好奇，在美国这样一个历来各路媒体相互厮杀、叫嚣不停的媒体环境中，何时媒体和政客的声音如此一致了？还是在这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任何对于反对意见的表达都可能会遭至口诛笔伐甚至有性命之忧？

在这里，笔者不禁想起最近发生的一起事件。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工会主席鲍勃·克罗尔上尉（Lt Bob Kroll）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上称弗洛伊德为“暴力罪犯”，把那些抗议者形容为恐怖分子，并批评市政机构在对应暴力事件之时没有使用足够的警力制止骚乱。克罗尔上尉并且提到，“为什么没有人透露乔治·弗洛伊德的暴力犯罪史？媒体不愿意予以报道。我将努力为被解雇的涉事警员寻求辩护律师，因为他们的解雇显然缺乏程序正义的保护。”

克罗尔上尉的言论一出，政客也好、媒体也罢，纷纷站出来对他进行炮轰，并且认为他应该立刻下台、立刻被解雇。但是稍微心存客观立场的人恐怕不难想到，难道克罗尔的话丝毫没有一点意义吗？在弗洛伊德事件发生之后的短暂时间内，当地警察局未经详实调查就已立刻宣布解雇四名涉事警员。请问，这就是程序正义的表现？另外，目前四名警察已经面临刑事指控，接下来需要进行的是司法上的审理和判决。如今这种一片倒的媒体舆论风向到底想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是希望由此影响司法公正、给陪审团施加难以承受的压力，从而让案件不审自明？呜呼哀哉，可悲可叹啊！

最后，笔者想给佩洛西一个建议，下次再就死亡事件下跪哀悼的时候，最好别穿大红的！黑色更能表达您的痛心疾首。因为这一点，此次的奥斯卡奖就不颁给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