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存在即是合理”:疫情也有合理性吗!

艾涤生:《田纳西新闻》及《田纳西华人世界》特约评论员——2018年10月1日生于纳什维尔。骨是对理性的追求,肉是对感性的尊重,表达的是独立的思想,幻化的是洗涤后的重生。为的,是那一束光!

最近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疫情牵动了全世界的关注。由于所处立场或地理位置的不同,各方人士在讨论相关问题的时候很容易话不投机并因而产生分歧和争执。疫情本身的消息及统计数据的变化实在牵动人心,导致做为一个非正式媒体人的笔者竟然一时间失去了继续写社评出作品的动力。因为似乎在目前的局势下,除了关于疫情的话题,没有什么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了。

不过,在最近的一次与多年好友的谈话中,对方就此次疫情的一句“存在即是合理”的论调瞬间引起了笔者的情绪反弹。意识到持这种立场的人应该不在少数,笔者觉得有必要对于“存在即合理”做一个分析和澄清。希望持强权之人不再随意用之来灌输无良强权的合理性,而弱势群体也不要再靠着这个信条逆来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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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五字真经”

世间普遍公认,“存在即合理”这句话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大家黑格尔。这句话朗朗上口、耳熟能详,听起来又耐人寻味、发人深思。一旦有人对某种社会阴暗面发起批判,就会有一批从来没读过黑格尔的社会评论员举起这面大旗,煞有介事地告诉大家:“既然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理解和接受才是王道”。

黑格尔是德国人,其《法哲学原理》写于1820年,距法国大革命的爆发31年。即使是200年后的今天,我们翻遍整本书,也找不到“存在即合理”这五个字。在该书序言中,黑格尔的德语原文是这样写得:“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WasVernu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 das its vernunftig)。很显然,“合理”与“合乎理性”,“存在的”与“现实的”,这几个词语,即使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也具有十分不同的意义,更不要说是在艰深难懂的黑格尔哲学中会有是如何特定的哲学含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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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逻辑学说,还是革命动员?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区分了四个概念:存在,定在,实存和现实,它们都在逻辑学体系中有自己特定的含义。这种区分导致,“实存”和“现实”并不等同。换句话说,你不要以为你看到的都是“现实”,你看到的只是“实存”——比如,我生病了,这是“实存的”现象,但是我到扁鹊那里去看病了,因此有未来得救的可能那么,这种“未来可能性”是“现实的”。因此,如果说有一种“现实的未来”在将来等待着我们,那么当下“现存的现象”就可能是转瞬即逝、淘汰出局的。

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是可能的?我怎么知道扁鹊一定能治好我的病呢?也许这个治愈的未来,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希望”罢了。未来,恰因为它在未来,所以是未知的,它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历史滚滚的车轮往前进,单凭我们有限的理性,我们又能对“何为可能、何为不可能”,乃至是“有多大可能”,做出什么“现实的”断言呢?

黑格尔的命题正是对上述这个疑问作出了一个彻底独断的回答:“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更准确的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必然要成为现实的,而凡是必然要成为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细心的读者立马会发现,这短小精悍的“五字真经”什么时候竟然变成这么长的一句“两个凡是”了?不过,最关键的问题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么一搞,“存在到底还是不是合理的了”?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咱们有,德国诗人海涅也有。1843年,海涅在一封信中披露了这段著名的轶事:“有一次,当我发现对‘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有点困惑不解时,‘哲学之王’(即黑格尔)颇有点奇怪地发笑起来,并指出: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也是指一切合理的东西都应当存在。之后,他惊惶地环顾左右,而又平静下来,并相信只有亨利希·贝尔听见了他的话”。实际上,海涅早在1833年就具备了这样的先见之明。在一篇关于德国宗教和哲学的论文中,他指出,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是即将到来的德国民主革命的思想准备——德国人的政治革命将从黑格尔那个被人斥为空洞繁琐哲学中发生,简单说即指:乎理性的东西必将发生。1842年,他又在一首名为《教义》的诗中把黑格尔哲学比作催醒人们进行革命的“战鼓”。

马列大国的官方权威解释专家们在近些年也出版了颇多旨在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马列主义素养、建设马列主义学习型政党、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导读。其中,有一本分析了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作者专辟一章“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及其革命意义”,揭示了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对“两个凡是”命题的真知灼见。该书作者写道,恩格斯通过黑格尔的“两个凡是”命题,剖析得出,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既有保守性,又有革命性。何以故?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该书中写道:

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绝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者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至必须由法国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地谈论这次大革命)来把它消灭。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这样,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变成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式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成另外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

读到这里,很多读者可能已经有点看晕了。“存在即合理”,本来是一个如此简单明了的命题——不就是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吗?认识字的人不是都能看懂吗?什么时候会和“理性”、“必然性”、“革命性”、“历史性”这些庞大概念搅合在一起,华丽丽地变成了一套历史哲学天书了呢?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开篇就提问的那样:“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然能隐藏着革命吗?”

很遗憾的是,黑格尔哲学确实不是光靠认识字就能理解的,其“两个凡是”命题的提出,也要在法国大革命普鲁士民主革命的历史背景下理解。事实上,如果我们既不能理解法国大革命对近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深远影响,也不理解黑格尔本人对宪政民主和现代法权思想的高扬,那么我们对“两个凡是”的缩略版——“存在即合理”这一“五字真经”——的认识,也只能是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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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字游戏,还是历史潮流?

那么,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一句话,凡是合乎理性的概念,它必然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自己、展开自己、具体化自己,而不仅仅停留在应然的、想象的层面。反过来说,不合乎理性的那些东西,只是历史中偶然的、过渡性的、行将灭亡的暂时存在。

黑格尔论述过,不合理的东西,它们将因为自身不配具有必然性的特点而只配被称为是“现存的东西”,从而够不上成为 “现实的东西”。这是因为,尽管“凡是现实的东西就是合理的东西”,但是人们必须知道并区别开什么是真正地现实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任何幻想、错误、罪恶以及一切坏东西、一切腐败幻灭的存在,尽管人们都随便把它们叫做现实,但这些偶然的存在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因为所谓偶然的存在,只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可能的存在,亦即可有可无的东西”。然而,“现实在自己的发展中表明自己的必然性”。由此可见,在黑格尔哲学中,所谓的“现实”,并不是我们一般日常对话中所使用的那个意义,指“切合实际、容易实现”,而是指“某一理念因为它的合理性而必然在世界历史中自我实现、成为现实”

也许,看到这里,不少读者还是觉得莫名所以。哲学家对日常词语的扭曲难道可以这样随便?何以我们要接受黑格尔对“现实”这个概念的定义,把“现实”理解为“因其合理而注定成为现实”?读者可能会问,笔者上述的分析,除了告诉我们哲学家经常用普通人看不懂的方法来将一套自己的行话以外,究竟有什么意义?

当然,上述分析的一个直接的意义就在于提醒中文读者们,黑格尔并没有主张过“存在即合理”,更没有主张过“既然如此,那就没有必要批判了”。人家没讲过,就不要硬说是人家讲过的了。

其次,笔者的分析至少也澄清了黑格尔本人的真正意思。“两个凡是”的真正含义与中文世界流行的“五字真经”恰恰相反。黑格尔清楚地区分了什么是实际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现象,以及什么是真正合乎理性的、应当存在在于我们社会中的理想。一句话,回到200年前黑格尔所生活的普鲁士帝国政治语境中,“两个凡是”用它看起来哲学化、思辨化、抽象化的非政治性表述,遮遮掩掩地表达了一种在当时普鲁士王国具有高度政治危险性的社会理想,即宪治和民主。简单总结即是:黑格尔认为,人类进程的大潮中,宪治和民主是理性下的必然,并因此终将出现。

我们不妨再回味一下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解读:

“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变成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

而到底什么是“人们头脑中合乎理性的东西”呢?黑格尔又为什么要在脱口而出“一切合理的东西都应当存在”之后,生怕隔墙有耳而拘谨不堪呢?聪明的读者如果了解到这个事实后,也许就豁然开朗了:黑格尔权高位重,其哲学体系堪称当时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整个欧洲都因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鼓动着民主、自由、平等口号时,当法国最后一位君主路易十六已经在1792年被送上断头台后,黑格尔作为普鲁士官方哲学家还要为君主制辩护。屁股决定脑袋,政治哲学家也不能幸免。

也许,黑格尔不敢大声说出来的话,也正是有些读者不被允许说出来的话。从“两个凡是”到“五字真经”,不但是哲学理论的缩水版,更是政治思想的侏儒体。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话放到哲学上也颇有几分真相——不过是越打扮越难看,越难看越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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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到为止,自行体会

正如恩格斯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旧社会如果识趣地让位于新社会,那么更替就和平地进行,但是如果旧社会顽强抵抗新社会,那么新的社会理想就要通过暴力来成就自己。“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孙中山如是说。

如果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这样那样一些值得批判的现象,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恰恰会说的是,这些现象因其不合理而注定要被历史淘汰,而如果今天,还有人舍不得它们、恐惧它们、或依赖它们,从而不愿意批判它们,那么这些人将会与它们一起被历史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