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与才

史客郎：《田纳西新闻》特约作家。以为闷头推出的是人生，到头来却还是一个粪球……

最近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开始关注胡兰成。虽然想先找到他的作品来品读，然而搜索的结果里却无处不是充斥着对他德行的评价。坊间的评价很有趣，这种有趣在江弱水所写的《胡兰成的人格与文体》中可见一斑：“这个人，学问好，文章也好，可大家只会私下叫好，不愿当众喝采，因为此人于公于私都大德有亏。纵使被人提起，也不外乎为一个女人的缘故：他与本世纪中国最让人着迷的那位女作家有过一段乱世情缘。”

说到胡兰成的作品好，在他本人的得意之作《今生今世》中可见一斑。其中一章次专写“民国女子”，而其中仅仅着墨于张爱玲。据说，此书上卷一出，胡兰成便寄给了张爱玲，为的是让她看看“兰成亦有爱玲所不及的地方”。不过可能就是因为这憋着要“一较高下”一股气，此书尽管有一股无法掩饰的造作之气，却也绝对称得上清丽婉约。做为近身接触过张爱玲的人，不得不说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描述真真是入木三分极为准确。

世人了解张爱玲是通过她的作品。也有人写过一些对她的评价，不过大多都零星而偏狭。1944年4月7日，傅雷以“迅雨”作笔名，在《万象》上发表一篇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说《金锁记》是张爱玲目前（1944年）最圆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应该列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李敖也曾说过，张爱玲白话文小说也是写得炉火纯青了。而杨绛则说：“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学都看不起她…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不知是否女人之间就会互相刻薄，看到杨绛的评价，不禁是要皱着眉头笑笑的。

不管怎样，这些人对张爱玲的评价都不如胡兰成来得中肯，因为他真正写出了一个“独”字。这个独，既是为人处世方式之独，也有察观万象角度之独，更有生花笔下意境之独。她独到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却因为怜才在未识胡兰成之前就因他下狱而为其试图走动关节试图营救；她独到与姑姑分房同居却锱铢必较；她独到“即使对方是日神，她亦能在小地方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她独到“不研究时事”，却说日本的流行歌非常悲哀必是将亡；她独到“决不迎合你，你要迎合她更休想”；她独到不喜历史政治，却在“更衣记”中通过女子服饰变化将时事描写得惟妙惟肖。

不得不说，胡兰成当得起才子之名。有人曾经说过，跟林语堂、梁实秋和钱钟书相比，胡兰成的才子散文堪称翘楚。然而，由于就职过汪精卫政权，他被冠以汉奸之名。而其人与多名女性纠缠的过去，又让他被看作是薄情浊物。再加上恨屋及乌的缘故，辜负了张爱玲的他，自然是令人讨厌的，不仅是他的人，连带他的作品，都一并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不论他描摹事务如何奇妙、勾勒辞藻如何妖娆，都务必被上升到挖掘其深度及广度，又势必牵扯到其人的思想与境界。这样推论，由于“缺德”，他势必难逃“人格无耻”之冠名，并因此其才不才，所有的文学造诣也必遭一并抹杀。正所谓，其人废，其文也必废。

那么，何为德呢？德通常不单论，而常以道德之形存在。而道德二字在中国文字中可说是最为深远的两个字。道德二字最早见诸于老子的《道德经》并分为道经和德经两个部分。其中，道指的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法则，而德指的则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随着时代的发展，道德一词已经慢慢演变成为衡量行为的观念标准，用以来区分意图的正当与不正当。而这种观念标准，既可以源于某种特定的哲学、宗教或文化行为，也可以源于为人所信的普遍价值。很有趣的是，即使种族、地缘或者历史进程的不同，人类社会似乎发展出了一套普世的道德标准，包括诚信、忠诚和公正等等。当然，随着社会进步，道德范畴内的很多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古时一直被广泛认可并沿用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现如今看来，此种“德”是要受现代社会特别是女权人士所深恶痛绝的。

值得注意的是，德与才常常被放在一起联合使用。说到这里，不得不提，明朝张岱在上面那句之前还有一句，就是“丈夫有德便是才”。张岱之文不是首创，而自是遵循了古有的一贯评判之风。自宋朝把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典籍归入科举必考题、并且在明朝科举考试又必用八股文考朱熹的《四书集注》之后，德才就出现了孰轻孰重的比较性观念。这时，一个神奇的价值观就出现了，即为，“德为本，才为末，君子务本”。正所谓，有才无德，小人也；有德无才，君子也；然德才皆具者，圣人也。这种价值观导致，宁舍“才”而有“德”，故谓“男子有德便是才”。

就是在这样一种重德轻才的观念之下，我们才会看到一种胡兰成似的局面，也即，不论斯人才华如何，若无德，其才也轻。这是否意味着，才是不可独立于世的？或者仅仅依傍于德才可留存于世？那问题就来了，诋毁或抹杀一个人，是否只需要证明其人无德，那么其才也即被忽略？那么，这个评判由谁来做？又是否可能被他人鱼肉和操控呢？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经说过一个关于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大军阀智伯无德而亡的故事。勾践灭吴之后，越国成为中原霸主，并对晋国多有威胁。为了巩固霸业，智伯主动献出万户封邑来增强国力，并说服那时与智伯一族共立的其余三家军阀中的韩氏和魏氏也先后献出封邑，唯独赵氏不愿献地。于是，智伯纠集了韩魏两家讨伐赵氏。无奈，就当大军即将攻克赵氏一族之时，赵氏暗中派人出城说服了韩氏、魏氏倒戈反水，从而导致智伯兵败身亡。司马光评价时说：“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简单说就是，智伯啊，像你这样的人，性格跋扈乖张，非有德之人，因此，像你这样的人，被干掉是对的。司马光的这个观点被后世继续承袭。历代史家更多是看到了智伯性格上的缺陷，对其大加批判，对于韩、魏临阵反水的行为却视为义举，并对他们后来联赵瓜分智伯家产及晋国权力的逆行却赞赏有加。不得不说，这种所谓“德行”的树立直接验证了以“成王败寇”衡量“何为德”的可能。正可谓，欲证吾之正当，必先论汝之不义。其实，只用稍加思考，可能对历史的判断就会多一些理性和客观。正如明末大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中就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智伯贤而不仁，乃能得国士，异哉！”

当然，历史对德轻才高的鉴评也有中肯的，而这种中肯无疑应该被推崇。秦相李斯，最终的下场是夷灭三族。很多人至今不理解李斯为什么要选择和奸臣赵高同流合污，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秦朝。若单论一个“德”字，李斯绝非有德之人。做为一个在秦朝大殿说出“我为名利而来”的人，他的道德起点在一开始就被蒙上了难登大雅的色彩。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据说李斯在一次上厕所时看到厕所里有许多老鼠，浑身污秽、面黄肌瘦，看到人就立刻仓皇逃窜。之后，李斯又在粮仓里看到许多老鼠，这些老鼠惬意的吃着粮食，胆子极大，看到人走过来也不惧怕。于是李斯感慨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在李斯看来，所处的平台能决定一个人的高度，做人就一定要像住在粮仓里的老鼠，饱而稳地享受荣华富贵。在李斯的建议下，秦王派人持金玉收买、贿赂六国的君臣，以达到离间的作用，手段不可谓不低劣。李斯的心胸非常狭隘。当自己的同门韩非来到秦国时，他因嫉妒和害怕韩非的能力，因而构陷并害死韩非子，使得一代法家宗师死于非命。除此以外，后人一直对秦始皇诟病的“焚书”一事，其实也是李斯所为，目的就是为了统一思想，或者说以法家思想为尊。但不得不说，李斯是一位才华绝顶之人。在秦朝统一天下的道路上，李斯的贡献是无法替代的。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完善法律、书同文、车同轨等等等等，秦朝统一的所有伟业当中都有李斯的印记。他的政治眼光和文学造诣也极高。广为流传的《谏逐客书》，就是站在秦国的大业角度，分析逐客的利弊得失，引经据典，有理有据，用委婉的语气指出了秦王逐客的错误。导致看到李斯的《谏逐客书》后，秦王幡然醒悟并立刻取消了逐客令。不得不说，就是因为历史的记录中留有了余地，保留了一份客观和中肯，因此后人才有机会知晓史实，从而对李斯之类的人和事做出德、才分而对之的判断。

“人总是很容易看见别人眼中的芒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望吾等都勿用道德之名去绑架他人，从而掩盖了事情的全貌。德才兼备固然最好，可是面对有才无德或者有德无才，我们也应该以一颗宽容的心去接受。